1867年7月17日，沈葆桢丁忧期满，如约于第二天正式出山，当天从福州乘船赶往马尾的船政建造工地，举行了设香案、望阕叩拜以及开用关防等一连串的仪式活动，正式就任总理船政大臣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 就任难题

对于自己出任总理船政大臣之前的种种顾虑，沈葆桢在上书朝廷的《恭谢天恩，驰报任事日期兼沥下忱折》中进行了详细列举：

洋人之性善疑，非其素所信服之人，动生猜忌。

注：负责船政的外国人均是左宗棠选中，担心自己不能与其配合默契。

轮船经费与别项军需不同，稍不应手便碍大局。

注：担心设厂造船经费的保障不能得力。

文肃系在籍丁忧绅士，无官可守，言责无尺寸凭籍，一有设施，动辄受制于同城之督抚。

注：担心总理船政大臣一职并非是有国家正式编制的实职，只不过是以在籍绅士的身份出任的临时性职务，在处理与地方官绅的关系时会处于不利地位。

臣自束发受书及宦成归里，颇不见恶语于乡党。乃奉命之日荐书盈箧，户为之穿，舌蔽唇焦，立成怨府。

注：担心自己籍属福州，出任船政大臣后各种亲戚故旧会蜂拥来央求差事。

一处脂膏，便思自润，先饱私囊，贻笑远人。非以法痛绳之，即转相效仿。

注：担心船政经手经费数额巨大，从事之人难免不会有中饱私囊的现象。

不患洋人教导不力，而患内地工匠向学之不殷。

注：担心工匠意存懈怠，不能用心学习。

同时，他还特别写到：赖之盛举必不为浮说所摇。但愿共事者体朝廷之心以为心，勿以事属创行而生畏难之见，勿以议非己出而存隔膜之思，则大功拭目可待矣。

浮说，意思是指虚浮不实的言谈。这也正代表了沈葆桢担心船政事业因保守派、嫉妒钱款者和官僚们的浮说而受阻的心理，此事还一语成谶，后来的吴棠和宋晋阻碍船政发展的风波证实了沈葆桢所料不错，而且这两人掀起的风波也不能只单纯归于顽固派抵制新兴造船，这与清末官场的政治生态和规则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，这些我们以后再讲。

执政团队

    船政大臣，既船政主管官员，拥有独立行政管理权、军事指挥权、司法权等，可专折向皇帝直奏。首任船政大臣便为沈葆桢，船政的首批执政管理人员除沈葆桢外，还有左宗棠在离闽时专门物色、布置的一只中方职员队伍。

    其中第一位便是时任福建布政使的周开锡，湖南益阳人，是左宗棠的得意门生，他在温州知府任上时曾经办理过雇佣外国轮船剿灭海匪的事务，是当时左宗棠手下为数不多接触过轮船事务的人才。在沈葆桢无法马上就任船政大臣时，周开锡便以护理福建巡抚、船政提调的身份代为管理船政事务。

    另一人是胡光墉，字雪岩，安徽绩溪人，近代著名红顶商人，在太平军攻杭州时，胡雪岩从上海运军火、粮米接济清军而为左宗棠赏识，后来左宗棠专门奏请清廷，将胡光墉由正三品按察使升为从二品布政使，顶戴由蓝变红，得了个“红顶商人”的称号。

“红顶商人”胡光墉

身为左宗棠重要幕僚的他，早与日意格等人多有往来，也对船政一干事务大致情况非常熟悉，左宗棠便令其协助沈葆桢办理船政事务，在奏折中专门写到：“一切工料及延洋匠、雇华工、开艺局，责成胡光墉一手经理。缘胡光墉才长心细，熟谙洋务，为船局断不可少之人，且为洋人所素信也。”

在举荐了周、胡二人后，左宗棠还举荐了叶文澜、黄维煊、贝锦泉、徐文渊、吴大廷等人。

这些人专长各不相同，都擅长与船政事务相关的技能，如叶文澜早年赴美国旧金山做工，后携资回闽经商，精通南洋各地外语，是厦门著名殷商；贝锦泉早年在西方人船上做水手，后来在宁波船商集资购置的武装轮船“宝顺”号上担任管带（船长），是当时中国屈指可数拥有蒸汽军舰舰长资历的人。

就这样，船政最早的中方管理人员骨干班底规模形成，并在其后规模日益扩大，使船政的创设快速进入正轨。